韩建立︱论《艺文类聚》的赋学辨体批评
《艺文类聚》书影 ，明王元贞本
本文原刊于《文艺研究》2020年第9期，责任编辑陈斐，如需转载，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。
摘 要 《艺文类聚》辑录先唐赋近九百篇，体现出明确的赋学辨体批评意识。该著采取“唯名是从，以题定体”的方法界定赋作，廓清了赋与非赋的界限，区分了颂、七、吊文、难、连珠等与赋相近的文体。采用“据实辑录，以实定体”的方法，辑录了若干篇题目中没有明显体裁标识的赋，体现了重名更重实的辨体意识。将《楚辞》作为一个整体，单独辑录在相关子目“事”的部分，别《楚辞》于赋，彰显了《楚辞》的独特地位。在卷五六“杂文部二·赋”之“事”的部分，辑录了有关“赋”的言论及文人作赋的事类；在“文”的部分，辑录了从汉代到南朝梁的若干赋作。“事”与“文”彼此印证，互相补充，构成有机整体，共同完成赋的文体辨析。这种“序题加选文”的编纂体例，作为一种批评形式，具有独到的赋学辨体批评意义。
近年来，学界对文学理论、批评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充分，不仅继续从别集、选本中稽考相关资料，还注重从各类笔记、古书凡例中爬梳剔抉，创获不少，但是仍有不足之处，其中之一便是对类书之文学批评属性的忽视。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，未有一部涉及类书及文学批评的内容。既然文学选本及其注本（如《六臣注文选》《古文辞类纂》等）可以进入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视野，那么，具有选本功能、既“引文”又“类事”的类书（如《艺文类聚》等），也应该成为文学批评史论述的对象。当然，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隐性的，不如诗话、评点那样直接、显豁，钩沉比较困难。笔者希望通过对《艺文类聚》[1]赋学辨体批评的挖掘与阐释，引起学界对类书之文学批评属性的重视。
一、 唯名是从，以题定体
《艺文类聚》辑录赋作，必然有其标准，即界定何者为赋、何者非赋，否则编纂工作无法开展。《艺文类聚》编者面对的是纷纭复杂的学术传统：赋与其他相近的文体常常界限不清，有时颇难裁定，兹举数例如下。
扬雄的《甘泉》，《汉书·扬雄传》作“《甘泉赋》”[2]，王充《论衡·谴告》则作“《甘泉颂》”[3]。
崔骃评论自己写的《七依》时，有“赋者将以讽”数语[4]，可见崔骃将《七依》视为赋；而《文选》却将《七依》收录在文体“七”中[5]。
《说文解字·氏部》：“杨雄赋：‘响若氏隤。’”[6]“响若氏隤”出自扬雄的《解嘲》，可见许慎认为《解嘲》是赋；而《文选》却将《解嘲》收录在文体“设论”中[7]。
《文选》书影，韩国正文社影印奎章阁本
《文选》设“吊文”一体，收录贾谊《吊屈原文》[8]；而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则云贾谊“为赋以吊屈原”[9]，认为此文是赋。
《汉书·陈遵传》载，“先是黄门郎扬雄作《酒箴》以讽谏成帝”[10]，将其看作“箴”体文；而曹植《酒赋序》则云“余览扬雄《酒赋》”[11]。
面对以上情况，《艺文类聚》编者做了如下裁夺。
《甘泉》为扬雄所作，《汉书》《新论》《文选》均作《甘泉赋》[12]，《艺文类聚》从之，作《甘泉赋》，解决了《甘泉》文体界定不清的问题。
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七“杂文部三”，设立有子目“七”，将凡是题目中含有“七”字的作品，均辑录在“七”体中，以与“赋”相区别。
《艺文类聚》卷二五“人部九·嘲戏”之文体“答客难”下，辑录有扬雄的《解嘲》。“答客难”不是文体名称，而是文章篇名，笔者在《〈艺文类聚〉选录的文体名称和数量辨正》中已有辨析，并指出，《解嘲》应归入“难”体[13]。虽然《艺文类聚》对《解嘲》的文体归类并不恰当，却已显示出编者“难”有别于“赋”的文体辨析意识。
《文选》书影，北京大学藏日本古抄本
《吊屈原文》被辑录在《艺文类聚》卷四○“礼部下·吊”之文体“文”中，没有遵照《史记》和《文选》的界定，而是将其界定为“文”，这是因为此文题目中有一个“文”字。
扬雄的《酒赋》，依《汉书·陈遵传》，当作《酒箴》，考其体式，与扬雄的“箴”体文相近，故作《酒箴》较为妥当；但《北堂书钞》作“《酒赋》”[14]，《初学记》也作“《酒赋》”[15]。郑文认为：“此文最早见于《汉书·陈遵传》，自应以《汉书》为准。虽各书题作《酒赋》，皆后人所拟之名，不可以代《汉书》也。”[16]郑文的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但是，就算题名是后人所改，最晚也在曹植所处的时代，因为曹植《酒赋序》中已言“余览扬雄《酒赋》”。扬雄此作，题名“酒赋”者多，而题名“酒箴”者少，《艺文类聚》从一时之众作“酒赋”。
《初学记》书影，元刻本
为了能够在编纂时统一标准、不造成歧义，在具体作品的认定上，《艺文类聚》编者采用“唯名是从，以题定体”的方法，即凡是文题中含有“赋”的，便确定为赋。《艺文类聚》辑录的赋，文题多为“××赋”的形式，“××”标示文章内容，“赋”标示文章体裁。题目中的“赋”字，不一定都是文章作者自拟的，有的可能是《艺文类聚》编者加的，有的可能是编者遵从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。如荀况的几篇作品，在《荀子·赋篇》中只有一字的题目“云”“礼”“针”“智”等[17]，而辑录到《艺文类聚》中，则分别变成《云赋》《礼赋》《针赋》《智赋》等，显然，题目中的“赋”字，是编者因为《荀子·赋篇》有个“赋”字，连类而及加上的。又如，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：“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，乃著《子虚》之赋。”[18]《汉书·叙传》载：“作《幽通》之赋，以致命遂志。”[19]《艺文类聚》辑录这两篇赋，题名分别为“子虚赋”“幽通赋”，则是遵从人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一般看法。
“唯名是从，以题定体”的方法，简单易行地完成了对赋体的界定，给编纂工作带来便利，这使《艺文类聚》辑录的各种文体的外在特征明显，彼此界限分明。其书文体分类细密，名目繁多，便于读者按文体揣摩文章技法。
《艺文类聚》辑录的赋作，多以“××赋”为题，而与赋相近的文体，诸如颂、七、吊文、难、连珠等，没有与赋混杂在一起，而是将它们作为独立的文体，单独标注，分别辑录。之所以这样操作，不仅因为颂、七、吊文、难、连珠等文体的作品题目中没有“赋”字，更因为这些文体有的只是赋的旁衍。刘勰称对问、七、连珠三种文体为“文章之枝派”[20]。程千帆承袭刘勰的观点，且明确指出这三种文体为“赋体之旁衍”[21]。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，著录了唐前这些文体的单体作品集，如专收颂体的《靖恭堂颂》《颂集》《木连理颂》（皆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，《皇帝瑞应颂集》（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）；专收枚乘《七发》及其仿作的《七集》《七林》（皆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，《七林集》（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）；专收吊体的《吊文》《吊文集》（皆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；专收答难体的《设论集》《客难集》（皆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；专收连珠体的《连珠集》《制旨连珠》（皆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）[22]。这些著录表明，从东汉以来，历经魏晋南北朝，人们的赋体观逐渐从模糊转向清晰，赋与颂、七体、吊文、难、连珠等文体逐渐分离开来。《艺文类聚》的文体分类，既沿袭了前代的做法，又具有独到的编纂标准，使赋的界定进一步明确。
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书影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宋刻递修本
《隋书·经籍志补》书影，王重民抄本
二、 据实辑录，以实定体
“唯名是从，以题定体”，虽然简单易行，但也有局限性，无法处理那些文体特征模糊而题目中又没有明显体裁标识的作品。对于这类赋作，《艺文类聚》编者则采用“据实辑录，以实定体”的方法，体现了重名更重实的赋学辨体意识。
《艺文类聚》卷一、卷二、卷三、卷五、卷一九、卷三六、卷五六、卷八八、卷九○相关子目的文体“赋”中，辑录了若干篇题目中没有明显体裁标识的赋。这些作品，按照句型特征，大致可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全篇均为“兮”字句或以“兮”字句为主的作品，有扬雄《反骚》，曹植《九咏》，夏侯湛《秋夕哀》，何瑾《悲秋夜》，梁元帝《拟秋气摇落》，张缵《拟古有人兮》，王僧孺《赋体》，柳憕《赋体》；第二类是全篇只有少量“兮”字句，而以虚字句为主或含有虚字句的作品，有夏侯湛《春可乐》《秋可哀》，王廙《春可乐》，李颙《悲四时》，湛方生《秋夜清》，谢琨《秋夜长》，陶潜《归去来》，沈约《八咏·望秋月》《八咏·临春风》《八咏·听晓鸿篇》，任昉《赋体》；第三类是均为虚字句或只含有虚字句的作品，有班彪《悼离骚》，夏侯湛《寒苦谣》，殷仲堪《将离咏》，挚虞《愍骚》，谢庄《杂言咏雪》，苏彦《秋夜长》，伏系之《秋怀》，沈约《八咏·守东山》《八咏·闻夜鹤篇》，梁武帝《赋体》，陆倕《赋体》。
所谓虚字句，是指句腰含有虚字的句子，如“其”字句、“之”字句、“而”字句、“于”字句、“以”字句、“乎”字句。刘熙载说：“骚调以虚字为句腰，如之、于、以、其、而、乎、夫，是也……《九歌》以‘兮’字为句腰。”[23]闻一多说，《九歌》中的“兮”字可以还原为“之”“其”等虚词，认为“兮”是“一切虚字的总替身”[24]。郭绍虞进一步指出：“《楚辞》中的‘兮’字用法，更有表达其它虚字意义的作用。”[25]虚字句特别是“兮”字句的运用，是骚体的重要形式特征，这种形式使骚体与五言诗、六言诗、七言诗有了形式上的区别。五言诗、六言诗、七言诗，不仅一般没有虚字，而且都是三个节拍，而含有虚字句（包括“兮”字句）的骚体是两个节拍。如果不从句型这个整体语言特征来区分骚体是诗还是赋，而仅仅从是否表现悲怨情绪上来区分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《艺文类聚》编者的高明之处，在于抓住了文体辨析的根本：作品的整体语言特征。这是辨别文体的关键。
《艺文类聚》书影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
需要说明的是，扬雄的《反骚》，《汉书·扬雄传》收录全文，题作“反离骚”[26]。曹植的《九咏》，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八、卷一五八[27]和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四、卷三五九、卷七六五[28]，均有辑录。李颙的《悲四时》，《艺文类聚》辑录在卷三“岁时部上”“春”和“夏”文体“赋”中，题为“悲四时赋”，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五四分别题作“悲四季赋”“悲四时诗”[29]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二题作“悲四时”[30]。陶潜的《归去来》，《文选》全篇收录[31]。梁元帝的《拟秋气摇落》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五八题作“秋风摇落”[32]。沈约的《八咏》，《玉台新咏》卷九全篇收录[33]，《艺文类聚》辑录的诸篇分别题作“登台望秋月”“会圃临春风”“夕行闻夜鹤”“晨征听晓鸿”“披褐守山东”。笔者统计这些作品的句型时，分别参酌了《汉书》《北堂书钞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选》《文苑英华》《玉台新咏》等所录之文。
《北堂书钞》书影，清万卷堂影宋本
《玉台新咏》书影，清光绪宏达堂本
参酌不同的文本来源统计作品的句型，主要是为了尽可能还原作品的本来样貌，因为《艺文类聚》在辑录具体作品时，“并非忠实抄录原文，而是有意识地加以删略改造”[34]，所以辑录的作品多不是全篇，据此评断，可能失当。由于文献的散佚，不是每篇作品都能找到原初文本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能看到《艺文类聚》编者对骚体赋的界定，乃以是否含有虚字句特别是“兮”字句等整体语言特征为标准，凡有的均被视为骚体赋。
其实，在先唐学术视野中，骚体赋是被看作赋之一体的。诸如西汉贾谊的《鵩鸟赋》，司马相如的《吊秦二世赋》《大人赋》《长门赋》，刘彻的《李夫人赋》，班婕妤的《自伤赋》，东汉班彪的《北征赋》、冯衍的《显志赋》、班固的《幽通赋》，三国魏王粲的《登楼赋》，晋代向秀的《思旧赋》，潘岳的《秋兴赋》《寡妇赋》《藉田赋》等等，均是骚体赋。说它们是骚体赋，是因为具备骚体赋的两个基本条件：一是采用以“兮”字句为基本句型的“楚骚”的文体形式，二是“以赋名篇”[35]。这些作品被收录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晋书》等史书和《文选》时，均被认定为赋。《艺文类聚》辑录它们时，遵从时代共识，将其分别置于相关子目的文体“赋”中。
《艺文类聚》对骚体赋有两种处理方法。一是对以“××赋”题名的骚体赋，一律按照“赋”辑录；二是对其他骚体赋，也按照“赋”辑录，只是放在相关子目中标有“××赋”的作品之后，以示区别，属于“据实辑录，以实定体”。例如，在《艺文类聚》卷三“岁时部上·春”文体“赋”之末，辑录晋代夏侯湛的《春可乐》、王廙的《春可乐》、李颙的《悲四时》；在卷三“岁时部上·秋”文体“赋”之末，辑录晋代夏侯湛的《秋可哀》《秋夕哀》，湛方生的《秋夜清》，南朝宋谢琨的《秋夜长》，苏彦的《秋夜长》，何瑾的《悲秋夜》，伏系之的《秋怀》。编者虽然将这些作品划归赋体，却置于具有“××赋”这样有标准赋题形态的诸作之后，以示区别，说明这些作品的体裁特征较弱，不是典型的赋。又如，在卷五六“杂文部二·赋”之文体“赋”中，共辑录有：晋代陆机的《文赋》，西汉扬雄的《反骚》，东汉班彪的《悼离骚》，晋代挚虞的《愍骚》，三国魏曹植的《九咏》，南朝梁元帝的《拟秋气摇落》、张缵的《拟古有人兮》、梁武帝的《赋体》、任昉的《赋体》、王僧孺的《赋体》、陆倕的《赋体》、柳憕的《赋体》。这个排序稍微打乱了时间序列，把本应放在序列中间位置的《文赋》，放在了第一位，原因可能是《文赋》的题名是“××赋”的形式，与其他子目中多数赋作的命名方式相同，而这里所辑另外几篇作品则并非如此题名。
在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六“杂文部二·赋”文体“赋”之末，辑录了南朝梁代梁武帝、任昉、王僧孺、陆倕、柳憕等人的题名为“赋体”的作品。“赋体”的题名与一般赋作的命名方式有别。赋是一种文体，此体作品，一般题“××赋”。“赋体”一词在魏晋南朝文献中多不用作某篇作品的题目。如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“诗人之作，杂有赋体”[36]之“赋体”，指诗中运用的铺陈的表现手法；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“虽合赋体，明而未融”[37]之“赋体”，指赋的体裁。《艺文类聚》中这几篇题名“赋体”的作品，其所谓“赋体”，可以理解为赋的体制。将赋作题名为“赋体”，有违庸常的命名方式。《艺文类聚》辑录的这几篇题名“赋体”的作品，可能并非全篇，题目或经改易，这里姑且不论，我们关注的是《艺文类聚》编者缘何将这几篇作品看作赋，拟由此窥探编者的赋学辨体观。从句式和篇幅上看，这些作品很像是诗，有的像六言诗，如梁武帝、陆倕所作；有的像骚体诗，如任昉、王僧孺、柳憕所作。可是《艺文类聚》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诗辑录，而是作为赋辑录的。因为从体制上看，它们全用俳体，即每两句为对，如梁武帝的“草回风以照春，木承云以含化”，这种体制与当时盛行的骈赋相同。骈赋又称“俳赋”，其真正成熟是在南朝，“齐、梁而降”，“古赋一变而为骈赋”[38]。“对偶精工是骈赋成熟的重要条件”[39]，其特点是“通章无句不对”[40]。基于此，《艺文类聚》编者将这几篇在句式和篇幅上接近诗，而语言形式是俳体的作品看作赋辑录。根据孔德明考证，这几篇题名“赋体”的作品，创作于梁武帝即位不久的天监二年（503）春[41]，是几位作者与梁武帝的唱和之作，同题同韵，每篇均以“化”“夜”“舍”“驾”为韵脚。
三、 别《楚辞》于赋，彰显其独特地位
《艺文类聚》编者面对的学术背景是：从汉代到南北朝，多将屈原的作品以及《楚辞》中的非屈原作品视为赋。司马迁说屈原“作《怀沙》之赋”[42]。扬雄认为“赋莫深于《离骚》”[43]。王充说班固的“赋象屈原、贾生”[44]。班固说屈原被放，“作《离骚》诸赋”[45]。王逸说淮南小山“作《招隐士》之赋”[46]。曹丕发出“屈原、相如之赋孰愈”[47]的疑问。挚虞称“《楚辞》之赋”是“赋之善者也”[48]。张缵称“屈平《怀沙》之赋”[49]。萧绎将屈原、宋玉与枚乘、司马相如并称为擅长辞赋的文学家[50]。颜之推自许“作赋凌屈原”[51]。如果沿着这样的认知，应该将《楚辞》辑录在《艺文类聚》相关子目的“文”下之“赋”中才是。按：《艺文类聚》子目下辑录的资料，分为“事”“文”两部分。“事”辑自经、史、子类著作，“文”辑自集部著作。《楚辞》是文学作品，属于集部，本应顺理成章地辑录在“文”的部分，但《艺文类聚》却做了别样的处理，将其辑录在“事”的部分。
在“事”的部分辑录的《楚辞》作品中，既有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（除《礼魂》外）、《天问》《九章》（《惜往日》《橘颂》《悲回风》除外）、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大招》，也有宋玉的《九辩》《招魂》和贾谊的《惜誓》，还有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、东方朔的《七谏》（《怨世》《谬谏》两篇）、严忌的《哀时命》、王褒的《九怀》（《蓄英》《陶壅》《株昭》三篇）。
《艺文类聚》是将《楚辞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，只要是《楚辞》中的作品，就一律辑录在“事”的部分，而对于非《楚辞》中的作品，虽然也是《楚辞》作者的作品，却不放在“事”的部分。比如，同是宋玉的作品，因《九辩》《招魂》是《楚辞》中的作品而被辑录在“事”的部分，而宋玉的其他作品，诸如《风赋》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《大言赋》《小言赋》《讽赋》《钓赋》《笛赋》《高唐赋》《神女赋》等，因不在《楚辞》中而没有辑录在“事”的部分，而是辑录在不同子目“文”下之“赋”中。之所以这样操作，是因为《风赋》等作品的题目中都有“赋”字，这反映出《艺文类聚》别《楚辞》于赋的辨体意识。
从目录学史上看，《楚辞》独立成类，始于南朝梁阮孝绪《七录》，其文集录内篇分为四部，“楚辞部”居首[52]。唐代成书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“楚辞类”亦列集部首位[53]。目录学著作对《楚辞》的独特处理，应该对《艺文类聚》编者有所启发。
从现存文献考察，唐前别《楚辞》于赋者，仅见于两部文学总集，即南朝宋孔逭的《文苑》和梁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。《文苑》辑录汉代以后的文章，分“赋、颂、骚、铭、诔、吊、典、书、表、论，凡十属目录”[54]，但此书已佚，详情不晓。《文选》文体“骚”中，除选录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等外，还选录了宋玉的《九辩》《招魂》和刘安的《招隐士》，诸篇均出《楚辞》。虽然唐前人们一般将《楚辞》纳入赋中，但正如力之所说：从一般意义上讲，《楚辞》应当属于赋，但是，严格地说，《楚辞》与一般的赋又有所不同[55]。《艺文类聚》“文”的部分，更像一部总集，因此编者便取法《文苑》与《文选》，将《楚辞》从赋中独立出来进行编排。同时，因为《楚辞》中的作品没有一篇题作“××赋”，这也是编者将其区别于赋的一个考量。
昭明太子像，（台湾）故宫博物院藏
《文选》书影，唐永隆二年写本
《文选》书影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国子监刻递修本
四、 “序题加选文”的辨体批评意义
《艺文类聚》“杂文部”包括卷五五、卷五六和卷五七。这三卷中有九个子目是以文体名称作为子目名称的，分别是“史传”“集序”“诗”“赋”“七”“连珠”“书”“檄”“移”。根据《艺文类聚》“事”前“文”后的体例，在这九个子目（也是九种文体）“事”的部分，首先辑录古书之言，阐述该文体的渊源流变、指义与体制特色等，这类似于某些总集的“序题”[56]。而在每种文体“文”的部分，则按照朝代先后，依次辑录若干代表性作品。《艺文类聚》这种“序题加选文”的编纂体例，上承挚虞《文章流别集》，下启吴讷《文章辨体》、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，具有独到的文体批评价值。
就卷五六“杂文部二·赋”而言，在“事”的部分，辑录了有关“赋”的言论及文人作赋的事类；在“文”的部分，辑录了从汉代扬雄到南朝梁柳憕的赋作。这种“序题加选文”的编纂体例，蕴含着丰富的赋学辨体批评意义。
第一，“序题”部分突出了赋体的渊源与基本特征。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卷五六“杂文部二·赋”开头的三个条目：“《毛诗序》曰：诗有六义，其二曰赋。《释名》曰：赋，敷也，敷布其义，谓之赋也。《汉书》曰：不歌而诵谓之赋。登高能赋，可以为大夫。”这是先唐时期关于“赋”的几种较有影响的论述。
“《毛诗序》”条的“诗有六义，其二曰赋”，出自《诗大序》，即《毛诗序》：“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”[57]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关于“六义”的表述。《艺文类聚》节录其前半句。此说又见于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，称为“六诗”：“（大师）教六诗：曰风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，曰雅，曰颂。”[58]晋代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、左思《三都赋序》、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，也将诗“六义”之“赋”与作为文体之“赋”联系起来论述[59]。这种说法强调了诗与赋的渊源关系。班固说赋是“古诗之流”[60]，认为荀子和屈原“皆作赋以风”，都有哀伤的“古诗之义”[61]，所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诗赋列在一类，共著录诗赋类著作106种，作品1318篇[62]。赋的起源与“赋诗言志”密切相关。程千帆说：赋诗言志的方法，有“借古诗言志”和“自作诗言志”两种[63]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五六引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春秋以后，诸侯国之间遣使访问时的赋诗活动不再出现，“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”。程千帆总结说：“春秋以降”，“诗与乐分”，“继承诗中讽谏之义”，“《诗三百篇》言志之篇章变而为赋”[64]。以今天的认识标准看，将“六义”之“赋”与作为文体之“赋”联系起来并不恰当，但在唐初编纂《艺文类聚》之时，这样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学术共识，因此以编辑共识知识为目的的类书《艺文类聚》，便将其辑录了下来。
值得注意的是“《释名》”条摘引的“赋，敷也，敷布其义，谓之赋也”。此见于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典艺》[65]，今本《释名》无“赋，敷也”三字。“《释名》”条与“《毛诗序》”条探讨的都是诗“六义”中的“赋”。“《释名》”条是从“赋”的原初意义探寻作为文体的“赋”的含义，其实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。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则云：“《诗》有六义，其二曰赋。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[66]刘勰参酌前人的论述，即兼述《毛诗序》和《释名》的说法，对赋体做出定义，明确了赋体的属性，而其精神指归与《毛诗序》和《释名》相同。
韩建立《艺文类聚编撰研究》书影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
《艺文类聚》所引《汉书》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，最为知名，被认为是古人对赋体做出的“比较有权威性的说法”[67]。此说出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是班固将刘歆《七略》“删其要”而编成的，而刘歆《七略》又是在其父刘向《别录》基础上撰成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之上，有“《传》曰”二字[68]，似此句又是引述他人之言。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则作：“传云：‘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。’”[69]考《诗经·鄘风·定之方中》之毛传，有“升高能赋……可以为大夫”[70]的话，刘勰所引是对毛传的节略，所以“传曰”二字应在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之后无疑。程千帆、徐有富就持这种观点[71]。刘勰又说“刘向明不歌而颂”[72]。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云：“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[73]此言的著作权现已难以确考。
第二，“序题”部分还包含一部微型的故事体的赋史。今天的文学史，大都是论述体，缺乏必要的历史细节和文学故事，而《艺文类聚》中“序题”包含的赋史，却是有故事的，展现了赋体评价与创作的历史现场。比如，选录《汉书》所载汉宣帝命令王褒和张子侨等人一起待诏，多次让他们作为侍从参加大规模游猎，每到一个宫馆，就让其作赋歌颂，评定所作文章的高下，按照文章的水平等级赐予布帛。“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。上曰：‘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！辞大者与古诗同义，小者辨丽可嘉。譬如女工有绮縠，音乐有郑卫，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，辞赋比娱耳悦目，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，贤于倡优博弈远矣。’”此段文字摘自《汉书·王褒传》[74]，文字小异，是汉宣帝的赋论。王褒等人作赋遭到非议，被看作是“淫靡不急”之事，汉宣帝为之辩护，认为赋具有娱乐功能（“娱耳悦目”）、教化功能（“仁义风谕”）、博物功能（“鸟兽草木多闻之观”）。皇帝褒奖赋作，鼓励赋的创作，对赋的繁荣意义重大。黄侃说：“此赞扬辞赋之词最先者。”[75]再如，又录《汉书》所叙枚皋被汉武帝征召至宫中，受诏为平乐馆作赋，得到武帝赏识。枚皋和东方朔作《皇太子生赋》。枚皋为文迅疾，司马相如为文迟缓。诸如此类，都是赋的掌故，或记赋之评论，或记著名赋家，或记赋作名篇，从西汉到东晋，大致按照时代先后编排。
第三，“序题”与辑录的赋作，构成彼此呼应的有机整体。卷五六“杂文部二·赋”中“事”的部分，承担了“序题”功能，是提纲挈领式的对赋体特征的概括、对作者创作情况的叙述以及对赋作的评论；而“文”的部分则辑录具体赋作，俨然一部小型的历代赋选。“事”之“序题”与“文”之赋作，互相印证，又互相补充，构成彼此呼应的有机整体，共同完成赋的文体辨析。只有把“事”与“文”两部分结合起来考察，才能得到《艺文类聚》编者关于赋的完整的认识。
“事”之“序题”是始辨赋体，叙赋之特征与作者创作之事迹，这种辨体意味一直延续到“文”的部分。“事”的部分所录的一些赋作，诸如《鹦鹉赋》《投壶赋》《鹪鹩赋》《许都赋》等，题目中均有“赋”字，这无疑是告诉读者：所谓“赋”者，就是题为“××赋”的作品。但这种对赋的界定并不全面，还要进一步通过“文”之选篇进行确定、补充。而“文”之部分，除辑录题为“××赋”者外，还辑录了骚体赋和曹植的《九咏》、柳憕的《赋体》等作品，而没有录《楚辞》，这进一步明确了“以题定体”“以实定体”和别《楚辞》于赋等相互补充的赋学观念。
赋学辨体批评是《艺文类聚》文学批评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。《艺文类聚》是奉唐高祖李渊之敕编纂的，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。目前学界对此书的关注，主要在文献学方面，而大大忽视了其文学批评价值。其实，《艺文类聚》的文学批评属性，包括辨体批评、选本批评、意象批评、摘句批评、源流批评等诸多方面。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，期望引起学界对类书文学批评价值的重视，共同拓展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空间，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。
注释
[1] 欧阳询等编，汪绍楹校：《艺文类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本文所论此书，皆据此本，为避繁琐，仅随文注明卷数。
[2][10][19][26][43][45][61][62][68][74] 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522页，第3712页，第4213页，第3515页，第3583页，第1668页，第1756页，第1755页，第1755页，第2829页。
[3][44] 王充：《论衡》，《诸子集成》七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，第144页，第279页。
[4] 崔骃：《七依》，严可均辑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后汉文》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，第447页。
[5][7][8][31] 萧统编，李善注：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559页，第2005页，第2590页，第2026页。
[6] 许慎撰，徐铉校定：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266页。
[9][18][42] 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2492页，第2999页，第2486页。
[11] 曹植：《酒赋序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三国文》，第136页。
[12] 《汉书》，第3522页；桓谭撰，朱谦之校辑：《新辑本桓谭新论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52页；《文选》，第321页。
[13] 韩建立：《〈艺文类聚〉选录的文体名称和数量辨正》，《孝感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4期。
[14][27][29] 虞世南等编：《北堂书钞》二，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499页，第417、587页，第543、546页。
[15] 徐坚等编：《初学记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635页。
[16] 郑文：《扬雄文集笺注》，巴蜀书社2000年版，第304页。
[17] 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《诸子集成》二，第313—318页。
[20][37][66][69][72] 刘勰著，詹瑛义证：《文心雕龙义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496页，第274页，第270页，第272页，第272页。
[21][63][64] 程千帆：《赋之隆盛及旁衍——汉魏六朝文学散论之一》，《闲堂文薮》，齐鲁书社1984年版，第146页，第133页，第133页。
[22] 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1083—1084、1086页；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1619页；《旧唐书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078、2079页。
[23] 刘熙载著，王气中笺注：《艺概笺注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98页。
[24] 闻一多：《怎样读九歌》，袁謇正整理：《闻一多全集》第5卷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81页。
[25] 郭绍虞：《释“兮”》，《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20页。
[28][30] 李昉等编：《太平御览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160、1654、3396页，第60页。
[32] 李昉等编：《文苑英华》，中华书局1966年版，第1835页。
[33] 徐陵编，吴兆宜注，程琰删补：《玉台新咏笺注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417—418、440—448页。
[34] 林晓光：《论〈艺文类聚〉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4年第3期。
[35] 褚斌杰：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87页。
[36][73] 皇甫谧：《三都赋序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晋文》，第756页，第756页。
[38] 孙梅：《四六丛话》，王水照编：《历代文话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4309页。
[39] 程章灿：《魏晋南北朝赋史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18页。
[40] 李调元：《赋话》，王冠编：《赋话广聚》三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1页。
[41] 孔德明：《梁武帝君臣〈赋体〉文学意蕴阐释》，《昆明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2期。
[46] 洪兴祖撰，白化文等点校：《楚辞补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232页。
[47] 曹丕：《典论·论文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三国文》，第83页。
[48] 挚虞：《文章流别论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晋文》，第819页。
[49] 《梁书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500页。
[50] 萧绎撰，陈志平、熊清元疏证校注：《金楼子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770页。
[51] 颜之推：《古意诗二首》之一，逯钦立辑校：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2283页。
[52] 阮孝绪：《七录目录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梁文》，第739页。
[53] 《隋书》，第1055页。
[54] 王应麟：《玉海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[55] 力之：《关于“骚”“赋”之同异问题——兼论吴子良等批评〈文选〉别“骚”于“赋”之得失》，《〈楚辞〉与中古文献考说》，巴蜀书社2005年版，第197页。
[56] 吴承学：《论“序题”——对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批评形式的定名与考察》，《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314页。
[57][70] 毛亨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毛诗正义》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71页，第316页。
[58] 郑玄注，贾公彦疏：《周礼注疏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796页。
[59] 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晋文》，第756、776、819页。
[60] 班固：《两都赋序》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后汉文》，第235页。
[65] 刘熙：《释名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版，第91页。
[67] 马积高：《赋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页。
[71] 程千帆、徐有富：《校雠广义·目录编》，齐鲁书社1998年版，第43页。
[75] 黄侃：《文心雕龙札记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51页。
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唐代类书《艺文类聚》与文学批评研究”（批准号：13BZW033）成果。
*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
|作者单位：吉林大学文学院
|新媒体编辑：逾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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